一个博客

现在谈论老子，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我却要谈一谈他。因为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我想谈出来，请教于方家。

我的困惑之一是，老子的语言明白晓畅，没有障碍。《道德经》据说是老子所著，写作的年代，据说是春秋之际。再具体点，是老子勘破阴阳消长变化之道后，西出函谷关，准备玩失踪时，受不了粉丝关吏的勒缠，才写了五千言，抛掷于他，骑青牛而去。具体年代各说各话，谁也说不清楚。清楚的是，《道德经》的语言，非常明白晓畅，和同时代的作品，以及前后期的所有作品，语言都不一样，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无论是古老的《易经》，还是孔子的《论语》、庄子的内外篇加杂篇、《国语》、《战国策》、《诗经》，如果不加注解，一个受过中国本科教育的人，几乎都没办法读通它。他们真的是太古老了，以至于古老的和我们隔着好几层。秦以后的古代文章，也确实是“古文”，终究也和现在人的语言，隔着二层。然而《道德经》却不同，它几乎是不隔的。一个初中生，或者初识汉文者，都能顺利地读它。比如“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又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再如“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都是大白话，怎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道德经》是用口语写的？难道汉语口语一直都没太多变化，都一脉相承？或者《道德经》不是那个时代的作品？

我的困惑之二就是，老子和孔子，谁大谁小？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老庄”哲学，老子在庄子前。当我读钱穆《国学概论》，读到钱大师以“庄老”而非“老庄”相提时，我就觉得奇怪。钱宾四先生主张“庄子在前老子在后”。后又读牟宗三先生有关中国哲学的书，他提出，老子的主张，是一个“反面”的主张，如“大道癈，有人义。智惠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有“正面”的主张先出来，才可能有“反面”的主张随其后。就像“解构”要先有其“可解构的经典”一样。孔子的主张，儒家的，对中国哲学来说，是“正面”的主张。所以他的推论是，老子应该在孔子之后。可是，我们通常的说法，不是孔子向老子问礼吗？前几天在网上看“锵锵三人行”，许子东说，现在学界公认，老子在孔子之后，孔子大老子小。学界的结论，来自于地下出土的文物，考古得出来的。这真是使人困惑的事啊。我不学无术，对这些年代呀考古呀，谁先谁后呀，有兴趣而无能力，只能看看热闹，瞎想想。

我最困惑的是，老子的主张，现在怎么就失传了呢？获过诺贝尔奖的南非作家JM.库切，在其小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描写了一个处于战乱年代的单身汉，迈克尔.K在周边环境的挤压下，逃回乡下，“把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后连吃喝也几乎不再需要，而他没有饿死，反而显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库切的多本小说，都显示出老子式“退后”的智慧和精神。这让我很感慨。同样感慨的，是最近在地摊上买到一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小说中所有人都虚伪狡诈，昏聩疯狂且唯利是图，唯有梅诗金公爵因患过脑病，成为“白痴”，显出婴儿般的天真质朴和纯洁，而能在纷纷扰扰的社交圈子中，直达事物本质和要害。这种智慧我们的时代不需要吗？看来是不需要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欧洲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笛卡尔语）以后，人类的好奇心，一直在探索和创造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世界，世界一直在“进步”之中。老子的后退、无为、柔弱胜刚强、察变、弃智、保身、道法自然等等主张，在当代，几乎都不见了踪影。在这个以励志、成功、竞争、取胜、更高更快更强、每天进步一点点、金钱美妇豪车为主流价值观的年代，天天讲的是拼搏，人人想的是成功，个个要的是金钱，时时不忘是奋斗。也就是说，“有为”的东西，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主张“无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几乎都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增长、增长、再增长。没有人停下来反思一下，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身心，我们的幸福，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老子的主张，在任何报纸、电影、小说、网络、领导讲话中，都得不到引用或者显现。在任何场所中，几乎都得不到宣传和谈论。老子的主张，难道真的成了历史的垃圾了吗？

我并没有主张，现代人要“无为”。我也并不觉得，老子的主张是对治当下世界问题的良策。我只是为老子主张的失传而困惑。它是如何失传的？什么造成了它的失传呢？实在困惑啊！

《对一个“人”的界定》

2001年1月23日，星期六，晴。早晨5点起床，乘车赶往汉口殡仪馆，参加一个人的追悼会。

这是一个什么人呢？也就是说，他是谁呢？致悼词者对死者的生平，做了详细的简单介绍，主要是某某某何年何月生于何地，何年何月任何职务，历任职务有10多个。何年何月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0岁。某某某同志是一位好党员、好同事、好干部。悼词基本就结束了。然后他的生前友好，发言追思他，发言中，也是以他的工作岗位简历为主线，追思他所做过的工作。然后就是向遗体三鞠躬告别了。

说实话，能有近百人从襄樊随州赶到武汉参加这个人的追悼会，这个人生前，应该为人是不错的。但是，听完这个悼词和追思者的发言，我的悲哀却从心底升起。一个人，就这几句简历，就概括了一生吗？而且，这简历，还是他的工作岗位简介，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别的吗？这一个中国人，他到底是谁呢？他没有自我和个人吗？他是如何走过了这一生的？如果是他的夫人致悼词，悼词会怎么写呢？如果是他的女儿在心里追思他的父亲，又将是如何？或者更极端假设一下，如果他突然坐起来，作自我总结，他将会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呢？

存在主义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如果他缺乏这个过程，那么，他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自己面目的“无名人”。“存在”的拉丁字源为existere，有“站出来”之义，与英语中表示“出去”之exit乃文字上的近亲。（参见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如果以西方存在主义对“自我”的定义标准看，中国人，显然都是“无名人”。他们都生存在社会角色中，并以这些社会角色为“自我”。而能够意识到还有一个“自我”，即抽象的人格，可以从众多社会角色中“站出来”的中国人，少之又少。我们中国人作相互介绍时，总是会介绍一个人的职务。比如这是赵总、钱市长、孙总工、李书记、周作家、吴副教授、王主任。相互称呼，也是喜欢称呼职务，而且喜欢在称呼上官加一级。更极端者，据说四川大地震时，一个被埋者在下面，还在大叫，“我是李书记，快来救李书记呀”。而我看电视电影中欧美人的介绍，总是介绍，这是奥巴马，这是克林顿、这是杰克。孩子叫父母，也直呼其名。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据孙隆基分析，这缘于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中国人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也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孔子说，“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在“二人”对应该关系中，才能显示另一方的存在。这种对人的定义，正好铲除了明确的“自我”疆界。一个孤零零的“个人”，在中国就是“未完成的人”。

区别出来了，西方是由自我去“定义”那些外铄的关系与角色，而东方则是由这些关系与角色来“定义”自我。这也就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做人”。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独立人格，总是站立不住。我们的人格往往不健全，不能充分地展开和完成，更不能完全地盛开和强大。这种人生，无疑是悲哀的人生。因为我们既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

我的朋友，诗人嘉彬喜欢打牌，前段时间和某商会会长打牌三次，都大获全胜。第三次那个会长输了身上带的1万现金，还欠六千。襄樊现在流行三人麻将，同桌的另一个，1万并没输完，看到会长挂帐，他就也不再开钱，采取挂帐的“强力”措施，结果就挂了两千多元。嘉彬不是傻子，就说，兄弟们，今天你们手气不好，我们改日再玩吧。那会长说，哎呀，反正也没事，再玩一会儿。嘉彬无奈，只好继续打下去。还没到第三把，也就是第二把，他又“大和”自摸了。那两人一看，翻本无望，就推了牌说，今天到此为止吧。欠的钱，先记着。一伙人就散了。嘉彬回来见到我们，嚷嚷了好几回，“赢了赢了，那个会长，打牌不给钱，有点“走场”啊（襄樊土话，走调、丢人、拿不圆台）”。我们也就觉得那个会长，真的很“走场”了。愿赌服输，怎么能赖帐呢？会长是熟人，某一日约我吃饭，席间谈到打麻将，会长忽然说，我们那几个兄弟，都交待，以后不要再叫嘉彬打牌了。都觉得他太认真了，太看重钱了。打牌本来是好玩的事，他搞那么认真，都不想和他玩了。我听后，大为好奇。嘉彬说会长欠钱不给，会长走场。会长说嘉彬认钱不认人，嘉彬走场。同一件事，怎么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说法呢？

然而这种事，我一再地碰到。比如有关城管打小贩的事件，我们就经常看到。城管说，遭遇了“暴力抗法”，而小贩们却说，遭遇了“暴力执法”。还有在税收、拆迁中，这两种声音也总是搅和在一起。出大事了，先出来的声音总会定性那是“暴力抗税”、“暴力抗拆”。使用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有些不顾大局的记者和网民，也总是一再质疑，或者使用“暴力执法”、“逼死人命”的字眼。这种事，在2010年1月12日，再次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演。

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该县农民郭永华、郭永志、陈祥荣来到坡贡镇赶集。下午4点左右，三人在一家餐馆吃了饭后准备回家。突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着郭永华撞来。继而，双方发生言语冲突。接到报警后，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赶往现场处理。张磊使用枪支致两村民死亡。13日，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看看，这是一种声音。然而，记者采访到：目击者刘先生称，他看到便衣警察张磊左手指着郭永华，右手正在掏手枪，嘴里喊：“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这句话的声音特别大。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这时，协勤王道胜突然拿出电棍将郭永华电击倒地。张磊则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然后直接朝着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据现场目击者称，在张磊第二枪打响之前，有村民大声呼喊，张磊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南方都市报）

这件事，又是官方新闻发布会说“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而记者揭示出“警察疯狂，故意杀人”。谁是谁非，网议沸腾，我也不想辨析了。我只想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应该让弱者自己说话”。

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做法。1971年，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天主教杂志《精神》编辑多梅纳克三人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福柯在声明中说：“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监狱情况协会。”协会工作主要由福柯和德菲尔承担，他们设计和分发调查表，接待络绎不绝的犯人家属和获释犯人，“调查忍无忍的状况”，出版了四本小册子，1972年，又发起建立了“犯人行动委员会”，并上街抗议犯人的非人待遇。与许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此的评价是“在我看来，是你（福柯）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协会尝试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不是代替别人说话，而是揭示忍无可忍的状况，让受压迫者自己说话。”

“有权者说话”，有权者总是充当着社会的“麦霸”。我们的社会，应该给弱者提供说话的机会，让弱者自己说话。福柯也好，南都记者也好，都不是以某种价值观为先导，以别人的名义说话，而是试图让被掩盖的真相，自己站出来说话。弱者说话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并提供让他们说话的渠道。这种渠道现在还是太少了。如果谁以弱者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言，那将是可耻的。

我声明，替强者说话，是更可耻的。

《鲁迅是个二流作家》

 

鲁迅有如孔子，是一个被政治弄得面目全非的人。他被人打扮得连他的亲子孙周海婴周令飞都不认得了，爷俩2006年发出了强烈质问：“鲁迅是谁？”。几十年被神圣化的鲁迅，这几年又被迅速地去神圣化。研究者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开挖。但奇怪的是，鲁迅作为一个作家，却鲜见有论及其文学成就者，好象他的“大文豪”帽子，是盖棺之定论。尽管徒劳，本文也想就鲁迅的文学成就，摘录抄引啰索一二，以就教于大家。  

一、司马长风说鲁迅只有四篇小说可看

台湾学者司马长风，著有《中国新文学史》。这是一本“痛感五十年来政治对文学的横暴干涉，以及先驱作家们盲目模仿欧美文学所致积重难返的附庸意识。为了力挽上述两大时弊”的“一部最初的中国新文学史”。司马长风认为“大陆出版的新文学史，千篇一律，都依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准，以政治尺度代替文学尺度，根本文不对题。”而司马长风想写一部“打碎一切政治枷锁，干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新文学史。”司马长风反对文学工具论，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无用论”。他所写作的这本文学史，是我狭隘的眼光看到的写得最好的中国新文学史。司马先生在这本文学史中，对鲁迅的文学成就有一个评价。司马长风说，鲁迅的好小说只有《药》、《孔乙己》、《故乡》和《在酒楼上》四篇。它们都以较短的篇幅写出了气氛，写活了人物。他特别对《在酒楼上》青睐有加。称赞它表现出写实主义的技巧，可与莫泊桑和契诃夫比美，认为是鲁迅生平最成功的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短小精悍、雅俗共赏、引人入胜。更为重要的是《在酒楼上》中的景物、人物和主题都洋溢着中国的土色土香。司马长风认为，鲁迅在小说中表现出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努力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成就。他对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作了再评价，指出《狂人日记》算不上一篇好的小说。因为小说里面有很多文言成分。《阿Q正传》主人公阿Q没有统一的个性。尤其重要的是《阿Q正传》中没有一个好人，表现的是一个灰色绝望的世界。《阿Q正传》既然有这么多的缺点，为什么还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呢？司马长风认为这主要是《阿Q正传》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如精神胜利法、欺软怕硬、投机取巧、麻木愚昧、残忍虚伪、卑鄙懦弱、粉饰自欺、奴隶根性。这些国民劣根性对中国人来讲都触及灵魂、搔到痒处，即使以平铺直叙的笔法出之，都能产生巨大反响，何况鲁迅是用小说手法表现出来。（手头没有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转引自潇霖的《香港文学批评：１９５０—１９７５（下）》）

司马长风盛赞郁达夫的《沉沦》的美在鲁迅小说之上，“《沉沦》词藻的凄惋生动，情意的真挚纯粹，当时文坛确无人能及。即使鲁迅也不行。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炼、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看，不过是一把晶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词藻，尤其《沉沦》里的词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采，并且多姿。”司马长风是严肃的学者，他这样说，决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因意识形态而故意贬抑，他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司马长风的好小说的标准，大约等同于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标准。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是人性的，而不是批判的。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而不是对人的指责和批判。是人学，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宣传和批判工具。

二、夏志清说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张爱玲之下

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是西方治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人，其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6年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具有开创意义，已为历史所证明。其开创性贡献在于，能够运用中西文学批评理论，融会贯通地“探讨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方向”。在他的主张下，张爱玲、钱钟书等一些过去不被重视的小说家，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但是，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也与我们常见的口吻不同，最为典型的就是对鲁迅的鄙薄。他给鲁迅下了这样的论断：“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夏以鲁迅最好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为对象来讨论，其依据为：一、关于《狂人日记》，夏说：“作者没有把狂人的幻想放在一个真实的架构中（本来没有人要吃他），所以鲁迅只有加油加醋，把各种中国吃人的习俗写进去，而未能把他的观点戏剧化。二、关于《阿Q正传》，夏说：“《呐喊》集中的最长的一篇当然是《阿Q正传》，它也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惟一享有国际盛誉的作品。然而就它的艺术价值而论，这篇小说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三、关于《在酒楼上》，夏说：“鲁迅虽然在理智上反对传统，在心理上对于这种古老生活仍然很眷恋。对鲁迅来说，《在酒楼上》是他自己彷徨无着的衷心自白，他和阿诺德一样：‘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鲁迅引了屈原的《离骚》作为《彷徨》的题词，完全证实了这种心态。”除以上三篇作品之外，夏还讨论了《孔乙己》、《药》、《祝福》、《肥皂》、《故乡》、《离婚》6篇，最后在给予一定正面评价之后，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鲁迅仍然不能完全把握他的风格（从《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幸福的家庭》、《孤独者》和《伤逝》等小说中来看，他还是逃不了伤感的说教）；他不能从自己故乡以外的经验来滋育他的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真正的缺点。”对于鲁迅另外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夏则是这样评价：“由于鲁迅怕探索自己的心灵，怕流露出自己对中国的悲观和阴沉的看法，所以他只能压制自己深藏的感情，来做政治讽刺的工作。《故事新编》的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夏除了对鲁迅的小说给予批评之外，还兼对占其作品数量较多的杂文予以抨击，虽然指出“这些杂文往往有生动不俗的意象或例证，时而有绝妙的语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给予的结论却是：“整个来说，这些文章使人有小题大做的感觉”，“但因为他基本的观点不多----即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我们对鲁迅更基本的一个批评是：作为一个世事的讽刺评论家，鲁迅自己并不能避免他那个时代的感情偏见。”夏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衡量，自有其深厚根源：一是夏长期受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特别是美国观念对其影至深。自然与中国大陆的价值观不同；二是在夏看来，文学的目的是“向人生负责”，对人生的关怀“不能用党派立场来划分”，“文学处理特别的道德题材，但文学的目的却不必是传道或说教。”，一反“文以载道”的传统，因此他认为现代以来中国作家“感时忧国”的精神使之创作具有局限性。（转引自刘慧品《夏志清鄙薄鲁迅事》）

三、大嘴李敖说鲁迅算不得响当当的文学家

李敖如是说：“鲁迅没有长篇小说所以严格说起来无法成为响当当的文学家”。鲁迅的杂文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他的杂文里面没有料。你把那种感情的语言，煽动的语言，悲愤的语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语言，把它们象筛子一样筛掉，剩下的什么都没有了。你看我李敖的文章，你把我这些语言筛掉以后，剩下的是资料，纯的资料。”鲁迅的文字很烂。“鲁迅的文章写得并不好，为什么不好？第一个原因，他是学文言文出身的，他们这些学文言文的人出来写白话文，写起来搞不好就被文言文卡住了，鲁迅的白话文很明显被文言文卡得很紧。所以我说他的白话文写得不好。”“第二个原因，他受了日文的影响，日文的结构啰啰嗦嗦。丘吉尔在他的二战回忆录里面有一段骂到日本的文字，他说日本的文字啰啰嗦嗦，它作为情报转换的时候比我们英文慢，所以他们吃亏。”“我今天不太看得起那一代人的白话文，如果我们今天写不过他们，我们就不要混了，证明我们没有进步嘛。”“我七十多岁了，鲁迅没活过六十岁。” “我今天写的数量也超过鲁迅了，我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引自《李敖有话说》第二百七十三集 )李敖还说过，白话文前四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李敖！

四、我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二流作家

鲁迅有如胡适，他对白话文学的开创意义，大于他已得的和应得的文学成就与名声。他处于白话文学的开篇期，整个白话文学都还在探索阶段，显得不够成熟，时代所限，他不可能超越时代成为“大文豪”。他的小说，我同意司马长风的看法，只有《在酒楼上》等四篇，是人性的，而不是批判的。是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而不是对人的指责和批判。《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皆是观念先行之作，写作手法也单线机械的很，算不得一流作品。而且，鲁迅在小说中，流露出对农业文明眷恋而不自知。鲁迅有少量的旧诗、少量的散文诗，可读。鲁迅的学术著作，只有《中国小说史略》一本而已。至于他的杂文，从批判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角度看，有尖锐的力量（但指责谩骂多于建设性开创，也许鲁迅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拿中国文化、中国怎么办。）。从纯文学角度或者纯学术角度看，都没什么价值。鲁迅的文学成就，算是一般，白话的开创意义大，而文学成就小。小说比不上郁达夫、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散文比不上梁实秋、周作人，学术著作比不上胡适之，虽然胡适之也飘在面上的。

鲁迅的语言，还在半文半白阶段，也不够纯正成熟。鲁迅对文体的探索，几乎没有，他几乎不能算一个文体家。鲁迅对小说的探索，拘泥于时代，走得不近，显得浅薄而笨拙，只能说是勉强可写成一个好故事。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算一个二流作家，就文学成就而言，许多中国当世作家，都已经超过了他，如高行健、白先勇、苏童、余华、杨黎等。如果放在世界文学史上，鲁迅可能只能算一个三流作家。比之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狗年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奈保尔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JM.库切的《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福克纳的《上帝的屋顶板》《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巴比伦抽签游戏》，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公路》《被侵占的房间》等等，鲁迅的小说，都算初级作品。但鲁迅的毒液，通过中学课本，已经注入几代中国人的血液中。

我的朋友，诗人嘉彬喜欢打牌，前段时间和某商会会长打牌三次，都大获全胜。第三次那个会长输了身上带的1万现金，还欠六千。襄樊现在流行三人麻将，同桌的另一个，1万并没输完，看到会长挂帐，他就也不再开钱，采取挂帐的“强力”措施，结果就挂了两千多元。嘉彬不是傻子，就说，兄弟们，今天你们手气不好，我们改日再玩吧。那会长说，哎呀，反正也没事，再玩一会儿。嘉彬无奈，只好继续打下去。还没到第三把，也就是第二把，他又“大和”自摸了。那两人一看，翻本无望，就推了牌说，今天到此为止吧。欠的钱，先记着。一伙人就散了。嘉彬回来见到我们，嚷嚷了好几回，“赢了赢了，那个会长，打牌不给钱，有点“走场”啊（襄樊土话，走调、丢人、拿不圆台）”。我们也就觉得那个会长，真的很“走场”了。愿赌服输，怎么能赖帐呢？会长是熟人，某一日约我吃饭，席间谈到打麻将，会长忽然说，我们那几个兄弟，都交待，以后不要再叫嘉彬打牌了。都觉得他太认真了，太看重钱了。打牌本来是好玩的事，他搞那么认真，都不想和他玩了。我听后，大为好奇。嘉彬说会长欠钱不给，会长走场。会长说嘉彬认钱不认人，嘉彬走场。同一件事，怎么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说法呢？

然而这种事，我一再地碰到。比如有关城管打小贩的事件，我们就经常看到。城管说，遭遇了“暴力抗法”，而小贩们却说，遭遇了“暴力执法”。还有在税收、拆迁中，这两种声音也总是搅和在一起。出大事了，先出来的声音总会定性那是“暴力抗税”、“暴力抗拆”。使用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有些不顾大局的记者和网民，也总是一再质疑，或者使用“暴力执法”、“逼死人命”的字眼。这种事，在2010年1月12日，再次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演。

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该县农民郭永华、郭永志、陈祥荣来到坡贡镇赶集。下午4点左右，三人在一家餐馆吃了饭后准备回家。突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着郭永华撞来。继而，双方发生言语冲突。接到报警后，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赶往现场处理。张磊使用枪支致两村民死亡。13日，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看看，这是一种声音。然而，记者采访到：目击者刘先生称，他看到便衣警察张磊左手指着郭永华，右手正在掏手枪，嘴里喊：“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这句话的声音特别大。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这时，协勤王道胜突然拿出电棍将郭永华电击倒地。张磊则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然后直接朝着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据现场目击者称，在张磊第二枪打响之前，有村民大声呼喊，张磊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南方都市报）

这件事，又是官方新闻发布会说“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而记者揭示出“警察疯狂，故意杀人”。谁是谁非，网议沸腾，我也不想辨析了。我只想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应该让弱者自己说话”。

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做法。1971年，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天主教杂志《精神》编辑多梅纳克三人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福柯在声明中说：“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监狱情况协会。”协会工作主要由福柯和德菲尔承担，他们设计和分发调查表，接待络绎不绝的犯人家属和获释犯人，“调查忍无忍的状况”，出版了四本小册子，1972年，又发起建立了“犯人行动委员会”，并上街抗议犯人的非人待遇。与许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此的评价是“在我看来，是你（福柯）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协会尝试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不是代替别人说话，而是揭示忍无可忍的状况，让受压迫者自己说话。”

“有权者说话”，有权者总是充当着社会的“麦霸”。我们的社会，应该给弱者提供说话的机会，让弱者自己说话。福柯也好，南都记者也好，都不是以某种价值观为先导，以别人的名义说话，而是试图让被掩盖的真相，自己站出来说话。弱者说话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并提供让他们说话的渠道。这种渠道现在还是太少了。如果谁以弱者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言，那将是可耻的。

我声明，替强者说话，是更可耻的。

我的朋友，诗人嘉彬喜欢打牌，前段时间和某商会会长打牌三次，都大获全胜。第三次那个会长输了身上带的1万现金，还欠六千。襄樊现在流行三人麻将，同桌的另一个，1万并没输完，看到会长挂帐，他就也不再开钱，采取挂帐的“强力”措施，结果就挂了两千多元。嘉彬不是傻子，就说，兄弟们，今天你们手气不好，我们改日再玩吧。那会长说，哎呀，反正也没事，再玩一会儿。嘉彬无奈，只好继续打下去。还没到第三把，也就是第二把，他又“大和”自摸了。那两人一看，翻本无望，就推了牌说，今天到此为止吧。欠的钱，先记着。一伙人就散了。嘉彬回来见到我们，嚷嚷了好几回，“赢了赢了，那个会长，打牌不给钱，有点“走场”啊（襄樊土话，走调、丢人、拿不圆台）”。我们也就觉得那个会长，真的很“走场”了。愿赌服输，怎么能赖帐呢？会长是熟人，某一日约我吃饭，席间谈到打麻将，会长忽然说，我们那几个兄弟，都交待，以后不要再叫嘉彬打牌了。都觉得他太认真了，太看重钱了。打牌本来是好玩的事，他搞那么认真，都不想和他玩了。我听后，大为好奇。嘉彬说会长欠钱不给，会长走场。会长说嘉彬认钱不认人，嘉彬走场。同一件事，怎么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说法呢？

然而这种事，我一再地碰到。比如有关城管打小贩的事件，我们就经常看到。城管说，遭遇了“暴力抗法”，而小贩们却说，遭遇了“暴力执法”。还有在税收、拆迁中，这两种声音也总是搅和在一起。出大事了，先出来的声音总会定性那是“暴力抗税”、“暴力抗拆”。使用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有些不顾大局的记者和网民，也总是一再质疑，或者使用“暴力执法”、“逼死人命”的字眼。这种事，在2010年1月12日，再次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演。

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该县农民郭永华、郭永志、陈祥荣来到坡贡镇赶集。下午4点左右，三人在一家餐馆吃了饭后准备回家。突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着郭永华撞来。继而，双方发生言语冲突。接到报警后，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赶往现场处理。张磊使用枪支致两村民死亡。13日，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看看，这是一种声音。然而，记者采访到：目击者刘先生称，他看到便衣警察张磊左手指着郭永华，右手正在掏手枪，嘴里喊：“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这句话的声音特别大。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这时，协勤王道胜突然拿出电棍将郭永华电击倒地。张磊则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然后直接朝着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据现场目击者称，在张磊第二枪打响之前，有村民大声呼喊，张磊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南方都市报）

这件事，又是官方新闻发布会说“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而记者揭示出“警察疯狂，故意杀人”。谁是谁非，网议沸腾，我也不想辨析了。我只想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应该让弱者自己说话”。

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做法。1971年，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天主教杂志《精神》编辑多梅纳克三人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福柯在声明中说：“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监狱情况协会。”协会工作主要由福柯和德菲尔承担，他们设计和分发调查表，接待络绎不绝的犯人家属和获释犯人，“调查忍无忍的状况”，出版了四本小册子，1972年，又发起建立了“犯人行动委员会”，并上街抗议犯人的非人待遇。与许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此的评价是“在我看来，是你（福柯）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协会尝试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不是代替别人说话，而是揭示忍无可忍的状况，让受压迫者自己说话。”

“有权者说话”，有权者总是充当着社会的“麦霸”。我们的社会，应该给弱者提供说话的机会，让弱者自己说话。福柯也好，南都记者也好，都不是以某种价值观为先导，以别人的名义说话，而是试图让被掩盖的真相，自己站出来说话。弱者说话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并提供让他们说话的渠道。这种渠道现在还是太少了。如果谁以弱者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言，那将是可耻的。

我声明，替强者说话，是更可耻的。

我的朋友，诗人嘉彬喜欢打牌，前段时间和某商会会长打牌三次，都大获全胜。第三次那个会长输了身上带的1万现金，还欠六千。襄樊现在流行三人麻将，同桌的另一个，1万并没输完，看到会长挂帐，他就也不再开钱，采取挂帐的“强力”措施，结果就挂了两千多元。嘉彬不是傻子，就说，兄弟们，今天你们手气不好，我们改日再玩吧。那会长说，哎呀，反正也没事，再玩一会儿。嘉彬无奈，只好继续打下去。还没到第三把，也就是第二把，他又“大和”自摸了。那两人一看，翻本无望，就推了牌说，今天到此为止吧。欠的钱，先记着。一伙人就散了。嘉彬回来见到我们，嚷嚷了好几回，“赢了赢了，那个会长，打牌不给钱，有点“走场”啊（襄樊土话，走调、丢人、拿不圆台）”。我们也就觉得那个会长，真的很“走场”了。愿赌服输，怎么能赖帐呢？会长是熟人，某一日约我吃饭，席间谈到打麻将，会长忽然说，我们那几个兄弟，都交待，以后不要再叫嘉彬打牌了。都觉得他太认真了，太看重钱了。打牌本来是好玩的事，他搞那么认真，都不想和他玩了。我听后，大为好奇。嘉彬说会长欠钱不给，会长走场。会长说嘉彬认钱不认人，嘉彬走场。同一件事，怎么他们两个是不同的说法呢？

然而这种事，我一再地碰到。比如有关城管打小贩的事件，我们就经常看到。城管说，遭遇了“暴力抗法”，而小贩们却说，遭遇了“暴力执法”。还有在税收、拆迁中，这两种声音也总是搅和在一起。出大事了，先出来的声音总会定性那是“暴力抗税”、“暴力抗拆”。使用警力，是不得已而为之。而有些不顾大局的记者和网民，也总是一再质疑，或者使用“暴力执法”、“逼死人命”的字眼。这种事，在2010年1月12日，再次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上演。

1月12日上午9点左右，该县农民郭永华、郭永志、陈祥荣来到坡贡镇赶集。下午4点左右，三人在一家餐馆吃了饭后准备回家。突然，有人骑着摩托车朝着郭永华撞来。继而，双方发生言语冲突。接到报警后，坡贡派出所副所长张磊带着协勤王道胜赶往现场处理。张磊使用枪支致两村民死亡。13日，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死者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看看，这是一种声音。然而，记者采访到：目击者刘先生称，他看到便衣警察张磊左手指着郭永华，右手正在掏手枪，嘴里喊：“跪倒，否则我毙了你！”这句话的声音特别大。对方回了一句：“我没有犯法，你不敢开枪。”这时，协勤王道胜突然拿出电棍将郭永华电击倒地。张磊则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然后直接朝着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正中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枪。“这个人还可以医，赶紧送医院。”据现场目击者称，在张磊第二枪打响之前，有村民大声呼喊，张磊用枪指着上前查看的村民说，“谁敢把他送到医院，我就把谁崩了。”（南方都市报）

这件事，又是官方新闻发布会说“曾暴力袭警并抢夺佩枪”，而记者揭示出“警察疯狂，故意杀人”。谁是谁非，网议沸腾，我也不想辨析了。我只想说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应该让弱者自己说话”。

这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做法。1971年，福柯与历史学家维达尔.纳盖、天主教杂志《精神》编辑多梅纳克三人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福柯在声明中说：“无人能确保自己不被投入监狱......监狱的情况几乎很少披露。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一个隐蔽领域，我们生活的一个黑暗角落。我们要求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一些法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和精神分析医生一起创立监狱情况协会。”协会工作主要由福柯和德菲尔承担，他们设计和分发调查表，接待络绎不绝的犯人家属和获释犯人，“调查忍无忍的状况”，出版了四本小册子，1972年，又发起建立了“犯人行动委员会”，并上街抗议犯人的非人待遇。与许多“知识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认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说话，而是为他们提供说话的机会，讲出监狱的真实情况”。德勒兹对此的评价是“在我看来，是你（福柯）第一个教给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以别人的名义说话是可耻的。”“协会尝试了一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即不是以某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名义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一直不为人注意的现实。不是代替别人说话，而是揭示忍无可忍的状况，让受压迫者自己说话。”

“有权者说话”，有权者总是充当着社会的“麦霸”。我们的社会，应该给弱者提供说话的机会，让弱者自己说话。福柯也好，南都记者也好，都不是以某种价值观为先导，以别人的名义说话，而是试图让被掩盖的真相，自己站出来说话。弱者说话的权力，应该得到保障，并提供让他们说话的渠道。这种渠道现在还是太少了。如果谁以弱者的代言人的身份来发言，那将是可耻的。

我声明，替强者说话，是更可耻的。

历史是连续的吗？否也！
《片段论》

　　有这么两个书法家，一姓严，一姓林，我都认识他们。严大师自创一体，名"螃蟹体"，模样儿有点象郑板桥的怪石体，其精要之处在于："点画螃蟹腿，横竖刀削面"。我朋友家里挂有他的字。另一个朋友还曾慕名前往严师处请求指点，蒙他厚爱，临行获赠他签名的自己的字贴一本，朋友如获至宝，秘不示人。我有幸得见，其字确实涩涩然、怪怪然，有如螃蟹横行，不拘章法，看上去很不是滋味。这还不算。听说严大师曾收过徒授过艺，办书法学习班，教授少儿书法之术，赚几个买宣纸的钱。也曾有几个家长，爱打麻将而又好古，星期天不曾忘记摧残儿童，将三百童男三百童女送到严大师门下，作门下走狗。严大师教人写字，果然不同常人，才几岁的小孩子，一上来，就练草书，而且是狂草。握笔姿势为竖直握，一把抓。任孩子们在纸上胡画，弄的满手满脸的墨汁。送孩子来学字的少妇少夫，是望子成龙，盼小家伙学有所成，出人头地的。等中午去接孩子时一见，大惊失色，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鬼划符。有好事者质问严大师：学书法，不都是从楷书学起，颜、柳、欧、赵，再而行书，最后学草书吗？严大师反问：为什么不能先学草书？学楷书和学草书，有关系吗？家长诺诺然，不明就里，只好拿书本上讲的来回嘴道：听说习字首先要在楷书上下功夫，才能根底扎实。严大师厉声喝叱：那是放屁，误人子弟！楷是楷，草是草，二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严大师的这个高论，不幸被另一书法家从反面证实了。林某，年五十有余，自幼攻楷书，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积年累月，终有所成，楷书手法老道，造诣精湛，气象大开，所写工楷在我这个城市已经无人能比，可以说是楷书第一了。现在他想变一变，学写行草，却无论如何也是不行，写来有如少儿初学，不成体统，笔画难看，转折生硬，章法全无。林老只好掷笔叹曰：行草，非我所不能也。楷书误我，以致于此！逢有人求字，只好应以甲骨文。为何？甲骨文古雅难认呀！这不，他送我的一幅甲骨文条幅，挂了半年了，我横看竖看，也没看出是什么字来。以林老的经验，楷书不但没对草书起好的作用，反而坏了事。
　　我周某人也曾练过书法的，在做学生的时代，我们都想成名成家，也曾随大流，练过好一阵子字，字贴买了几十本，笔墨纸砚，一应俱全。对楷，吏、魏碑，都曾用心体会，细心临摹。然而周某不才，练了一年有余，终于无成，到现在写字，除得到不少口头表扬外，行内人士曾讥讽我：写得象木棍戳的！我也曾由楷转行草，觉得缚手缚脚，楷书一点用处也没有。严大师所言，是高论呀！
　　以上三例，只是一个引子，我在这篇随笔里想说的是：历史是非线性的、片断的、无关联的、偶然的。显然这是个大问题，无论从正面证实，还是由反面来论证，都将有不少漏洞，终是会有把柄露出来，出力不讨好。因而我还是不在一篇千字小文中，来费这个神了。写到哪里算哪里。
　　人们总是喜欢倒因为果，或者人云亦云，或者爱上教科书的当，好站在历史的这头，往身后看，并总是有一个愚蠢的欲望，想找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来，找出规律来。找不出，就想当然地搞。昨晚几个哥们喝酒吹牛，原某企业文协秘书长带了一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分赠哥们。论到这三种玩意儿，我们常听到一些老生常谈，很多书上也是这么写着：唐诗一变为宋词、宋词再一变为元曲，再发展到后来，为清小说。这完全是胡扯淡的生拉硬凑，这几个东西之间，除了都是汉语外，根本就一点关系也没有，后出现的东西不是过去东西的进化与发展，先出现的东西也不是后来者的祖宗和铺垫。福柯应该是个大师了，相信他比很多哲学家都更哲学家。他在考查了《疯癫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等等后，对线性进步历史观提出了质疑。福柯说，这种历史描述是一种虚假的神话，不过是一种"回溯性证明"。就历史研究而言，不连续性、断裂、临界点、界限、系列、转型等观念，也就是不连续性观念，应该比它们的反面重要多了。看了福柯的书，你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你就想笑了。
　　一居士游某寺，和老方丈密语晤对良久，才出寺，恰逢大朵大朵的雪花落下来。居士好兴致，出口吟道：片片好雪.....。语未毕，送客僧急问：片片好雪落在什么处？居士辟手就是一巴掌，回道："呆子，片片好雪，落在该落的地方"。哈哈，这个送客僧，太执着了，着实该打！还是福柯，对有人将他称为"关于不连续性历史哲学的创始人"，曾经抱怨，那是世人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他辩解道：
　　"把这种不连续性思想同《词与物》联系起来，的确已经成为一个公式。尽管如此，这本书所讲的恰好相反。....我试图根据这种明显的不连续性提出疑问：这种不连续性是不是真的不连续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一种知识类型过渡到另一种知识类型需要什么样的转变？我认为，这根本不是宣告历史的不连续性，相反，这是把不连续性作为问题、特别是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然而，由于这本书确实难懂，而且人们最容易留下印象的是关于表面上的不连续性的描述，所以许多读者浅尝辄止。他们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全部工作恰恰在于从这种表面的不连续性出发，力图用某种方式来消除它。"
　　天啦，我受不了啦，就此丢掉，玩去了也。

《油菜花》

晚饭后
我和妻儿
在小清河边散步
现在是三月天
黄橙橙的油菜花开了
一大片一大片的
生机勃勃
生命力旺盛啊
看到油菜花的人
很多
看到油菜花
想说点什么的人
也很多
他们大多会说：
金黄的油菜花
而油菜花
并不是金黄色的
他们的失败在于
他们说不出
自己所看见的黄
油菜花的黄
是什么样的黄呢
它的黄
就是油菜花黄

黄黄黄黄黄黄黄!

《身体》

何处是身体的中心呢？
那个长毛的位置　我是说
那处于身体中部的
凸起物　当你脱掉　覆盖于体表的布片
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就是他　
有时候　你自己也会关注　抚摸
那个部位　使他勃起　粗暴地长大
象长着眼睛　这时候　他就变成了你
他的快感　就是你的快感
他的方向　就是你要去的地方
他处于腹部向下一点
腹部　中年以后　开始隆起　堆积脂肪
有三个激光小刀疤
因一次肉体故障　刀子曾经进入内部　
切一次　少了一个部件
心在心的位置　肝在肝的位置　
肺在肺　胃在胃　脾在脾的位置
208块骨头　神经　血　体液
皮肤　体毛　排泄物　声音　温度
地　水　火　风　合和之物　运转正常
躺着　是一种姿势　站起来　又是另一种姿势
那个叫脸的部位　也能叫仪表盘　或者叫
显示器　心灵之窗　
从来不曾显示后部
从来不曾看见　自己的后面
只能推断　猜测　照镜子　痒了也够不着挠
内部也曾痒过 　经常痒　内部失火　
烟就会从嗓子　或者屁股冒出
咽炎　口腔溃疡　痔疮　经常发生
就功能上来说　脚和腿　还有臀部
脸孔　都是吃得苦吃得亏的部位
眼睛　手　嘴巴　特别是鸡巴
才算是享受的感官　大脑　上面长满了毛
有人叫它头发　有人叫它胎毛　
是不是有一种叫灵魂的东西住在里面
暂时还不能肯定　哪一部分　是我　
哪一部分　只是物理部件和躯壳
穿起衣裳　造成一个
与另一个　之间的距离
疼痛感　幸福感　快感　光了身子
抚摸　硬　插入　喷射　变软　生育
感觉中心　变老　哭泣　死亡　肉体消失